2021年10月27日下午，由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江湾刑事论坛·经济犯罪前沿问题系列沙龙（一）——“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理解与适用通过线上会议方式举行。来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福弘（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专家出席了本次沙龙。复旦大学法学院部分本科生、刑法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等70余人出席。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汪明亮教授主持。

汪明亮教授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立法沿革、刑事政策背景和基本规定作了基本介绍，并围绕该罪名的立法评述、认定标准、对公司治理影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探讨价值的理论和实务问题，供各位参会专家作发散式研讨。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法制支队副队长汤海挺以案例、数据、理论作为支撑，提出：从立法层面看，过失不能成立信披罪；在司法过程中，信披罪主要打击自然人，一般不对上市公司（单位本身）追责；本罪沦为“口袋罪”可能性不大；对企业治理而言，要做到“远离河边”的合规，避免触发刑事红线。最后，汤海挺对中介机构在本罪中成立共犯还是成立《刑法》第226条的独立罪名问题、独立董事是否要纳入本罪的打击范围问题、我国《刑法》对于国外上市但在国内经营的上市公司是否有管辖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张申杰从公诉人的视角，发表了几点看法：第一，本罪实现“不捕不诉”处理路径，更适合认罪认罚的视角作相对不起诉；第二，刑事合规角度更适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没有具体受害人主体的罪名，本罪作合规不起诉可能引发股民等受害人群体的不满；此外，张申杰对本罪的单位犯罪问题，从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展开，分析了不起诉单位的内在逻辑，并对企业的合规治理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思考的空间。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裴长利博士对实务中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发表了以下看法：第一，根据其多年对资本市场的观察，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问题确实较为突出，具有治理必要性；第二，关于单位犯罪问题，为避免司法实务的纠结和对公司背后股民利益的负面影响，建议立法将本罪的单位犯罪删除。第三，从预防犯罪发生角度，应提前通过合规治理手段规制违规信披行为，从行为上“根治”犯罪的发生；第四，对于中介机构，本罪的适用时应厘清中介机构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能单纯根据一般参与行为造成损害结果来进行界定。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承栩博士结合自身办理本罪案件的经验和思考，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多次违规信披”行为，在没有造成实害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入罪，需要考量个案中的交易背景情况综合判断违规披露的情节是否足以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第二，对于“其它严重情节”这一兜底条款，应通过立法规范的量化规则避免“口袋罪”倾向。关于本罪的刑事合规问题，其认为，从预防二次犯罪及规范上市公司合规治理的角度，刑事合规制度具有实现公司合规激励、保障股民利益、促进市场稳定等多元价值。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罗开卷法官认为：第一，关于本罪的单位犯罪问题，其设置单罚制是出于上市公司公众性的刑事政策考量；第二，本罪兜底条款的适用应当秉持性质上具有同类性和程度上的相当性，避免沦为“口袋罪”；第三，“其它重要信息”的认定应当与财报具有同质性，体现为对股价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罗法官还对情节犯中“多次违规”问题、本罪是否为实害犯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柏浪涛教授主要是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对本罪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提出：第一，本罪从解释学和“以刑制罪”角度，可解释为自然人犯罪；第二，本罪应当是真正的不作为犯；第三，本罪的因果关系认定，可以套用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的因果关系认定模式。此外，柏教授还对本罪的共同犯罪和罪数问题、“多次违规披露”认定问题作出了深入分析，并点评和回应了部分嘉宾观点。

华东理工大学韩康博士提出，本罪应当是实害犯。该罪的评价应当立足于危害市场秩序的危险；对本罪兜底条款的判定，从实害角度也同样可以避免沦为“口袋罪”；对于没有实害的违规信披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处罚，二元处理机制同样不会放纵行为人。

复旦大学博士后杨军回应了柏浪涛教授对信披罪的教义学解读，对于本罪侵害的法益问题，提出了复合法益的观点；对学界关于本罪“重要信息”的认定标准提出了商榷，提出了投资者决策必须要素和股票价格敏感要素两个据以判断的标准。

复旦大学博士后张忆然从欺诈发行证券罪与本罪的关系出发，对本罪的“重要信息”认定标准作了进一步深入解读，认为“重要信息”必须是能够影响投资者对证券价格未来预期的信息。

汪明亮教授对发言嘉宾观点逐一进行了总结，并在最后进行了评述。本次沙龙持续了近4个小时，来自理论和实务部门的专家观点鲜明、阐述深入，虽然本次沙龙采用线上方式进行，但气氛仍然活泼热烈，与会人员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