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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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 怀念李昌道先生

发布日期: 2021年11月22日

董茂云(2021.11.21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

1120日下午224分,收到李昌道先生女儿的微信,“董老师,我爸爸走了”,我大脑一片空白,910日还与先生一起参加了“李昌道学术思想研讨会”(线下线上结合,我与先生均视频参会),82日还有过长时间的视频电话聊天。那时先生面色红润、心情愉快、侃侃而谈,今天想起,犹如就在眼前。

我于1984年夏天到复旦工作,先生于2008年在复旦退休。我有幸与先生做了长达24年的同事,更有幸成为先生长达30多年的学生和忘年交。先生是我的学术领路人,是我的人生导师。

先生是法学教授,又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副院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市仲裁委主任。在我眼里,先生始终是一位标准的学者,是一位和蔼可亲、提携青年的资深学者,是一位十分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法学家,是我国当代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

先生的学术经历可谓“长、宽、多、高”。

所谓,就是先生从事法学研究活动持续时间长,从20多岁至90岁,经历了60年。所谓,就是先生进行法学研究涉及面宽,研究领域包括法律史与比较法、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等。所谓,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数量多,研究成果形式多样,包括专著、论文、研究报告和教材,还包括法律工具书和案例汇编等。所谓,就是政治站位高、学术品格高。李老师的学术研究,一直坚守维护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

先生的学术思想可谓“高瞻远瞩、脚踏实地”

先生从事法学研究,既关注宏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也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能很好地将理论探索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其研究成果所包含的学术思想,既能高瞻远瞩,领法学学术之先,又能脚踏实地,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以对美国宪法史的研究为例,先生于198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美国宪法史稿》。该书对美国宪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的叙述和分析,具有开拓性。对美国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制有深入且独到的分析。先生针对当时我国和苏联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已经由联邦制演变成“实质上的单一制”的观点提出异议,还针对当时国内学术界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评价为“纯粹是一个骗局”的观点,先生指出,美国的“三权制衡从实质上言对劳动人民是虚伪的”,但它对于“避免总统权力过分膨胀、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保持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都有一定作用”。先生还主张“对美国宪法应作历史评价”,“在当时它有进步性”。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总结和研究美国宪法的专门著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术界研究美国宪法的首部重量级学术成果。在上世纪80年代司法部统编教材《外国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中,先生承担了“美国法”一章的撰写。先生以《美国宪法史稿》、《美国宪法纵横论》等专著为代表的关于外国法、美国宪法的研究成果及其包含的学术思想,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法制史学科和宪法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均起到一定的奠基性的作用。

以对港澳基本法的研究为例,先生1998年就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灵魂》的论文,他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旺盛生机和创造力的法宝,也是“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点。2004年又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题为《“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的论文,着重阐释“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强调“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践香港基本法的根本原则,并从香港特区权力的来源、国家制度体系的构成、香港兴旺发达的基础,三个方面展开论证。先生坚决反对有意曲解“一国两制”的言论,明确指出,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在中央先生在当时关于香港基本法法理的阐述,与多年后,国务院新闻办于2014年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及中央领导同志近几年在涉港问题的几次重要讲话中,所阐述的香港基本法法理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先生还就香港的双语立法、香港人权法案、香港无证儿童居留权案、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香港与内地的司法协助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出版学术专著香港政治与法制》、《香港政治体制研究。上述研究成果及及其包含的学术思想,不仅对港澳基本法学的形成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对于今天解决纷繁复杂的香港问题,依然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以对司法制度及司法改革的研究为例,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主持研究教育部规划课题“民事审判方式研究”,他明确提出,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兼容并蓄,走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改革之路。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着手我国司法改革研究的国内学者之一。先生1995年在《民主》一刊上发表题为《保障司法公正的四个要件》的论文,提出要实现司法公正,要从四个方面入手,这包括,提高法官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本,完善法律法规是司法公正的关键,改革庭审方式是司法公正的途径,各方关心支持是司法公正的基础。2003年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题为《司法公正与法官职业化》的论文,提出,建构专门的司法组织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性措施。这种专门的司法组织制度的一个核心,就是法官职业化,即法官工作的严格控制化、集中化与统一化。先生提出,法官在司法程序中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法官职业化要求显然高于律师职业化与检察官职业化同时提出了法官职业化的实体要求及程序制度的建构要求。此外,先生还就陪审制度、沉默权制度、司法调解与和谐社会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着力解决我国司法改革中的具体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见解及一些有操作性的建议。先生还就代表性国家的司法制度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出版过学术专著比较司法制度先生的上述研究成果及其包含的学术思想,对于我国近20多年来的司法改革,特别是头10年的司法改革,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回想起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心情起伏。往事断断续续,难以成文。但对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贡献,印象十分深刻。在此悲痛的时刻,重新梳理上述文字(部分内容包含在我于今年910日在“李昌道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发言中),以缅怀先生。

李昌道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