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建设一支优秀师资队伍、形成优秀的专业化管理，营造出优良的学院文化，培养卓越人才、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贡献高质的社会服务，担当起崇高的使命，建起受人尊敬的伟大法学院、实现一流的目标，法学院在大力开展“为人为师为学”活动的基础上，近期在学院新闻网和i法复旦人等平台开辟“为人为师为学”专栏，专题报道学院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好老师”等优秀教师的风采，传承学术精神，巩固育人文化，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张乃根老师的故事。

一、润物无声，弦歌不辍

“我只是如三十年来在复旦法学院上好自己每一门课而已。这是本职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

张乃根老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从教30年来，张老师潜心国际法教学和研究，学术成果颇丰，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作为同学们心目中的好老师，张老师深受同学们的敬爱，张老师却说：“谢谢同学们，我只是如三十年来在复旦法学院上好自己每一门课而已。这是本职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

                                                 张老师与博士生在法学院202会议室

张老师一直以来坚持为本科生开设国际法领域的多门课程，还记得专业英语的第一堂课，当时，这位讲台上身材并不魁梧却声音洪亮，面容已不年轻却风采洋溢的老教授正在调试笔记本电脑，并向同学们下发那一摞他亲自带来的沉甸甸的英文案例阅读材料。作为上海市教学名师，张老师在开设的国际法、国际经济法、专业英语等课程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陪伴了一届又一届的法学院同学。

最久的陪伴，最长的恩情，让张老师这位严谨认真，无微不至的好老师走进了每位学生的心里。学术上，他是我们潜心学术、扎根研究的最好榜样；教学中，他更是对每位学生恪尽职守的严师，关怀备至的益友。

二、照萤映雪，笔耕不辍

“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就是要多看书，看书就是我的工作。”

除了出色的教学，张老师学术能力也非常卓越，在学术研究领域，张老师推出的研究成果一定是该领域最前沿的，并且往往成为经典之作。比如《西方法哲学史纲》一书，正如学界对张老师这本书的评价：在推进汉语研究西方法哲学领域中，张先生的著作无疑起着杠鼎般的作用。张老师有时候话不多，但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态度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如何做研究：至今已再版4次的《西方法哲学史纲》一书，张老师整整研究了10年。

一本本经典著作的背后，自然是作为学者的不辞疲惫和孜孜求索。曾有人问张老师是什么动力促使他看了那么多的书，出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张老师说：“很简单，我要教书啊，教学就要看书。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就是要多看书，看书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许多书，像《西方法哲学史纲》、《国际法原理》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写，写完了出版，反过来又来教书。”

在校任教的同时，张乃根老师还兼任多项学术职务，包括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他曾说：“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新一代法学教育工作者，自己有义务，有责任为党和国家贡献一切。”

                                                张老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总部

张老师身兼多职，事务繁忙，虽然经常出国参与国际研讨会议，但学生的课程进度却从未被耽误，即使身在国外，也会布置好学习内容，不容学生懈怠。为了让学生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人，每次回来，张老师都会把最前沿的学术资讯带给同学们共享，而无论是张老师能者多劳、奉献祖国的报国之情，还是他心系三尺讲台，时刻不忘学生的尽心尽力，都是我们所习得的最重要的功课。

三、鞠躬尽瘁，孜孜不辍

“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经历，读书教书适合我的性格。”

自1986年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任教以来，三十个春夏秋冬见证了张老师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记得苏步青老校长曾经说过：“严师出高徒，高徒捧名师。”如今，张老师的学生也已经在复旦大学法学院担任老师了，同样研究国际法方向的梁咏副教授，就是张老师的学生之一。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张老师三十年的教学生涯，见证了国际法学科在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演变和发展，这种师道传承的精神，正由张老师的殷切教诲，传递到我们这一代的学生中来。

张老师以严格要求学生闻名，每周他都会给学生布置定量的阅读材料，也会在每个同学每次作业上写满批注，让一开始对功课望而生畏的我们，迅速锻炼出法学生所应当具备的阅读能力；他会要求学术水平尚浅的法学院学生从大二就开始参与“模拟法庭”，提出高标准的专业要求，也会在每次结束后认真点评讲解，扩展了同学们的国际视野。面对同学们的进步与成长，亦不吝赞赏。每学期的课程结束，同学们总会想，其实张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认真负责、有点严厉却又真心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

他是严师，更是益友。申请国外留学的同学很喜欢找张老师来写推荐信，因为张老师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学生的邮件，从推荐信的格式到内容，张老师都会一一过目修改，张老师对出国交流的同学抱有殷切的期望，他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牢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只有心系祖国，才能克眼各种困难，在关键时刻能把握好人生的‘方向盘’。”他会像个朋友一样，认真地跟我们讲他自己的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关怀爱护每一个学生。

                                                          张老师与儿子在复旦校园

张老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基础差的同学。在每学期最初的一堂课上，张老师会在全班进行英语能力测试，针对学习中英文双语课程有困难的同学，张老师会亲自帮其找到英语好的学生结对学习。大到法律制度设计，小到单词释义，他都不吝与学生探讨，乐于倾听学生的声音。“张老师每次上课总是会手提一个朴素的布包，里面装着上课要用到的各种资料以及一本厚厚的法律词典。每当在课堂上遇到有争议的地方，他总会及时翻开那本词典寻找答案。”每次下课后，张老师都会等同学们问完所有问题，不管多晚，他都是最后一个走出教室。

四、雁过留痕，师恩永隽

对于学生而言，在法学院求学的时光可能短暂，但张老师的谆谆教诲会永远陪我们走下去。每一堂课前的预习资料，每一次课后的补充阅读，每一张试卷的讲解批阅，每一份作业的订正与评语……张老师将自己的所学和时间毫无吝啬奉献给同学们。在人生这最长的旅途中，张老师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已沁入我们的心底；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永记在我们心头。

弦歌不辍，严谨求实，张老师带着每位学子夯实学术的基础；鞠躬尽瘁，无微不至，张老师引导每位学子勇敢找寻自己的道路。启慧之德，知遇之恩；雁过留痕，此情永隽。

关于张乃根老师同学们这么说

张乃根老师是我在法学院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讲授的国际法和法律英语使我受益良多。张老师的国际法课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英双语，注重阅读和案例，非常国际化的视野，这是非常典型的英美教学方式。还记得国际法的第一节课上讲国际法的渊源，他当场下发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案”的英文案例，让我们翻译成中文。当时我连里面的delimitation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由此深刻感受到自己英语水平的匮乏。在这门课学习中我不仅全面学习了国际法，而且大大提高了英语水平。此外，在专业法律英语课上，在张老师引导下阅读学习了原版的美国法教材和许多案例，对英美法律有了深入的认识，专业英语水平也进一步提高。我能够在毕业后去清华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国际法学，与张老师的课程是分不开的。除了出色的教学，张老师学术能力非常卓越，他研究领域广阔，他的《西方法哲学史纲》是国内颇有影响的法哲学著作，给我启发很大。张老师也是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国际法领域的权威之一。张老师为人谦和低调，待学生友善，受广大学生爱戴，实为法学院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李继荣

张乃根老师表面非常严厉，但是实则非常的温暖有耐心。尽管工作非常忙碌，但是他对待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个学期开始，他都会为学生准备好教材，课间休息时经常走下讲台询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批改国际经济法的期中论文并在课堂上说出修改意见，专英课上认真的翻阅词典确认发音等，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专英课下课，张老师走到我面前，发现我在用中文标注单词，很认真的教导我，必须看英文的解释才可以学习好英文，必须锻炼自己看英文解释的能力。张乃根老师在课堂上的点滴都在印证此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张乃根老师不仅是一位严谨的治学者，也是一位引领道路的良师。——乔梦

根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对学生极其认真负责，每节课后他都会布置相当量的阅读材料，虽然英文材料可能需要看很久，但你会发现在这种强压下很多看似困难的事情也能够一点点地做好。每次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他都能和你平等地讨论。正所谓教学相长，即便面对学生的质疑，他也一定是虚心接受。无论是国际法还是专英的课堂，他都要求我们做模拟法庭，从开始的一窍不通到后来的张弛有度，感谢根叔给我们空间去成长。经常，他会和我们强调英文的重要性，讲自己以前的经历，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好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于他的教诲我会一直谨记在心。——董晖

大学四年期间，张乃根老师教授了我《国际法》、《专业英语I》、《专业英语II》三门课程，严谨治学是他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还记得上专英的第一节课，老师就印发了一本厚厚的教材，其中小到一个单词，大到一个段落，张老师都会细细讲解。虽然老师很严肃，但对于学生也有着十足的耐心，常常看到下课时候很多同学围着讲台提问，他总是有问必答。因为申请国外学校，曾找张老师帮忙写推荐信。从一开始写邮件交流，张老师都会很快回复并提出建议。从推荐信的格式到内容，张老师都一一过目并帮忙修改。在整个过程中，张老师真的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也可以由此看出他做事的细致程度，实在令人感动又敬佩。张老师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不愧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施嘉茹

附：张乃根老师访谈实录

您觉得复旦对您的学术生涯都有哪些影响呢？

张乃根老师：首先是学校的声誉很好，我在来复旦之前虽然对学校不是很了解，但是会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刚进校时的自己是很兴奋的，觉得自己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求学，这是最初的感觉。毕业之后再看复旦，又有了更深的体验，会觉得这是一个学风很正的地方，导师对自己帮助很大，当时我的导师是叶孝信老师。原先我是想要考董世忠老师的，但是因为名额限制，学校想让我转到法制史专业，我说只要让我留在复旦，哪个专业都可以。后来学校安排一部分国际法的学生出国，国际法的学生减少,我就又继续转去学国际法了。叶孝信老师之前是国学专业的，所以在当时的指导之下我也读了不少像《论语》这样的经典古籍。虽然我不是国学老师，但是这些阅读到现在都让我很受用。我们复旦，文史哲领域都是很强的，我认为复旦是上海文化底蕴最好的一所大学了，师生关系很好。这么好的学校，难道有人不愿意留下来读书吗？

您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要打开法学这个大门的呢？

张乃根老师：72年文革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兄弟姐妹都上山下乡了，我正好可以留在家里。当时上海要培养一批技术工人，我就参加了技术学校，准备两年后毕业到工厂当工人，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当时我对法律一点概念都没有。当时，恰好组织又安排我留在学校教书，让我进修，到华东师大去学习哲学，之后教政治。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之后，我想参加高考，但是学校因为缺少老师不允许。到79年我决定一定要考大学，不然就会过了年龄限制，政策也不让工作的同时考大学，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报名，我就放弃了工作决定继续读书。当时我想要考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因为我是教政治的嘛，但是考试差了几分，因为数学拉了后腿；后来想要考外贸学院，但是我那时英语不好，口试考音标，我从来没有学过，就失败了；最后就是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是保密专业，当时我是厂团委委员兼技工学校团支部书记，提前进去当了学生干部。讲实话，当时对法律依旧是没有概念的，实际上都是因为政策、历史的巧合。当时只是为了能够有机会读大学，对于专业并没有很多想法；另外，也是为了圆家庭的梦，哥哥姐姐虽然之前成绩都很好但是都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我当时的唯一愿望就是能够进大学读书。之后让我学法学，我也是可以接受的，觉得只有自己读了才会了解。当时的法律还是很不健全的，像是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都是闻所未闻，所以基础不好，但是我们的老师确实都是法律出身，对法学有着很深的研究。所以当时我们这批人对读书的机会是很珍惜的，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状态：每天早上五点就会起床，我的一位同窗其实比我还早，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我是团组织委员，最后他留在华东政法读研究生，我考了复旦研究生。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一些老前辈，跟我们讲他们的亲身经历，关于法制的兴废等，都让人很受益。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国际法？

张乃根老师：读研究生之前的对国际法不是很了解的，在学校之后才了解的。但是我们的教授对知识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到现在我都是印象深刻，因为大多都有他们的亲身经历。在文革中他们都吃了很多苦，后来他们为我们讲授的知识，都是他们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法治的精神，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在学校不仅仅是要学知识，更要是有一种法治的精神。之前文革的阶段，我们的中学老师被红卫兵打伤之后仍旧要一瘸一拐的来为我们上课，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法学的教授来说，他们在吃过苦之后，更是明白了法治的重要性，要依法办事，这种法治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所以我从学法律开始三十多年都没有改行，这是我的坚持，是对法治的信念。

关于国际法，当时在学校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分专业，要考英文，前二十名进入国际法，当时我考进了前二十名，就选择了国际法。我当时刑法也是学的蛮好的，一年级考试是考100分的，我们当时对国际法其实也不是很了解的，原来准备学刑法，但是被分到了国际法，也就学了国际法，过程其实很简单。从三年级开始学，学了两年，就到了复旦读研。当时只有董老师可以带研究生，就考董老师的研究生。其实选择国际法也是因为当时在华东政法被分配，当时刑法老师也想让我学刑法，但是最后接受了政策安排，说不定我当时要是学了刑法，现在就是刑法教授了。之后叶老师作为我的导师，很开明，问我的兴趣，说法制史已经有了两个研究生，当时是留校的储备，已经够了，我如果不想教法制史可以自由选择，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说我想学外国法律思想史，老师就支持我到国政学院学习选课，当时学校的安排并不是很严格，我就修了国政系的课。我当时修了国际经济，当时的老师是外籍的富布莱特夫妇，他的夫人被安排教外文，我在国政系就得到了大量的英文的训练，英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当时我虽然没有直接学国际法，但是英文方面是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的。你们可以发现复旦的学风是很宽松的，我们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更是十分的自由宽松。现在我做了老师也是这么感觉的，从来没有领导对老师说过你这个课应该怎么上，因为学校给了老师充分的信任，只要你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就充分的信任，这是我感觉复旦自由的地方。

您认为怎样才能学好国际法这门学科呢？

张乃根老师：第一是要考虑到国际法这门学科本身，不是由中国人而是欧洲人创立的，因此首先要理解欧洲文化。理解是最重要的，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理解就没有交流。那么既然国际法是由欧洲人创立的，就要首先去读懂它，要去看他们的著作，在没有看著作的情况下就去说国际法的不好，是不对的，只有看了书才会有见地。那么要怎么去看呢？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英文阅读的能力。我在华政念书的时候，教我英文的陈老师让我的英文能力已经打好了基础。到了复旦以后，在中美交流之初，第一年复旦就有了来自美国的老师，谢希德老校长因为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在美国声誉很高，因为老校长的贡献，复旦才有了美国中心以及很多的老师，以及当时的很多学生刊物。谢老校长的处事方式是非常亲和的，学生都不需要预约就可以直接去找校长，师生关系非常好，当时的风气应该值得保留到现在。

您当年学习国际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张乃根老师：（拿出了一本《圣经》）我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对国际法的接触就是在华政开始的。我的《圣经》还没有从头到尾看完，只能够看一部分，教学需要还需要看更多的书。不过有生之年还是要把这本书看完的，《圣经》对于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历史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理解国际法就是理解西方文化，但是现在很多的人理解的角度不同，存在争议，更多的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我前几年去日内瓦参加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跟人权有关的研讨会，参加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大学的教授，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有差别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国际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国与国之间打交道，互相应该尊重，应该理解，求同存异，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怎么求同呢？最重要的还是理解。不过目前的理解还是不充分的。我么，还没有看完《圣经》，那又有几个老外能够读完《论语》呢？反正我是已经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了。用带研究生时研读《圣经》的经历来类比，如果不研究经典，就无法真正的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再用几十年前的中国做类比的话，如果是五十年前大街上看见一个老外，大家都会很惊奇，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再过五十年，可能老外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化，这个道理用在我们自身也是一样。

推动您在学术领域不断深入研究的动力是什么呢？

张乃根老师：我今年61岁了，还是在研究，只要自己还可以继续思考就会继续做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让我一天不看书就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因为工作或者开会，要是闲暇时间无所事事，那么我会觉得很荒谬。所以一个人总要做点事情的，从小我就是爱看书，以前没有什么书的时候就看小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去借书看，没有书的时候就看毛主席语录。读了那么多书，在文字上还是有很多帮助的。（不过张老师也提到就是因为看书习惯不好所以眼睛才近视了，提醒大家要注意看书习惯）念书就是我一辈子的爱好，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国际法的动力。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天下，无论再忙，无论什么情况，坐在那里看书是最好的，没人打扰，一边思考一边写，没人可以管我。好在我现在还可以继续这样做。提到文化大革命那段敏感的时期，我也有些庆幸自己那个时候还是有点书看的，没有被关牛棚的经历。所以我也经常提醒学生，要珍惜现在可以看书的机会，要多看点书，知识用时方恨少。

张老师举了个他上课的例子。在上一节课上他还在与学生讨论，希伯来人跟犹太人原来不是一群人，因为在格劳秀斯的书里就提到希伯来教、犹太教还有罗马法。有学生提到这是一批人，于是张教授晚上回去又查阅了资料，准备再与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教授说自己遇到这种问题，不会马上向学生提问，一定要自己看书之后再讨论，上课讲的不准确的地方自己也会再纠正。他提醒同学，在工作以后，如果之前不了解的，以后肯定要恶补。所以之前要尽量多看书，作为老师才好备课，自己不懂的时候就去教学生是不对的，是误人子弟的。只有自己懂了才能去教学生。

人物作者：聂含秋

访谈整理：陈文倩、王雪瑶

法学院“为人为师为学”特稿团队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