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为了繁荣复旦大学法学院学院文化，凝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师群体浓厚的法律文化意识，复旦法学院特推出“如数家珍——复旦大学法学院教师藏书的故事”这一文化建设项目。

复旦大学法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复旦法学院教师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谱系遍及近现代中国（包括大陆、港澳台地区）及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挪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在他们漫长的求学生涯和教学生涯中，接触并收集到大量的包括法律图书在内的珍本，这里面包括中外法学先贤名家的签赠图书，还包括中外名作的珍稀初版本。每一本图书流传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批珍贵的图书本身就是中国教育史、中西交流史、中外法律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集中展示这批珍贵的图书及其背后的故事，既可以向广大师生、中外法学界、社会大众展示复旦法学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可以提升复旦法学院的文化向心力，激发人们对法学的敬重之感和热爱之心，培养法律人的珍书爱书之情。

法学并非冷冰冰的教条，法学并非一门单纯的技术，法学更是艺术，法学家亦是践行法学之道的艺术家。法学珍本图书所反映的不仅有学术思想的深度，也有艺术作品所特有的美。

先生之风

——王铁崖先生留学英伦时期的赠书《牛津讲习录》

作者：王伟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铁崖先生（1913-2003）早年求学于复旦大学，1931年转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国际法，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后考取庚款奖学金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投奔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门下，后因战争原因中断学业归国教书。铁崖先生国际法学的主要成果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很显然，他的学术成就与其前期漫长的法律教育有关。

然而，后人对于铁崖先生留英习法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其中就包括铁崖先生在LSE上过哪些课、读过哪些书、与哪些人交友。笔者景仰铁崖先生的国际法造诣，平素留意收集铁崖先生的只言片字，机缘巧合，这些年下来，颇有收获。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特殊的图书，书名是《牛津讲习录》（Oxford Lectures and Other Discourses），作者是英国大名鼎鼎的法学家Sir Frederick Pollock，该书1890年伦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6开精装本。

全书正文302页，收录Pollock爵士的12篇讲习文章，内容涵盖法学方法、历史与比较法学、牛津法律学习、梅因及其著作、考试与教育、法律图书馆等等。几番细度之后才能感觉到Pollock法学造诣之高超，遣词造句之优美。最后一篇是关于剑的历史，可见Pollock兴趣之广泛。这种多主题的演讲录，在可读性和思想性上远超教科书，恐怕也只有像Pollock这样的大家才能写出来。

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内容，更在于形式。除非是孤本，否则再珍贵的书也能在图书馆中找到，甚至可以轻易下载电子版以供阅读之需。然而我收藏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扉页上有王铁崖先生1938年的亲笔题字：“邦彦兄惠存，弟铁崖赠，1938年3月30日，伦敦”。距今整整80年。赠书人自然是名家，而受赠人也非等闲之辈。铁崖先生笔下的“邦彦兄”，当是与其同步考取庚款奖学金并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楼邦彦先生（1912-1979）。

与王铁崖先生相似，楼邦彦先生也是在1931年从上海（沪江大学）转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本科毕业后（铁崖先生1933年本科毕业，邦彦先生1934年本科毕业）又都留校成为研究生，又在同一年（1936年）考取庚款奖学金并先后留学英国伦敦。邦彦先生考取的是第四届中英庚款奖学金，铁崖先生考取的是第四届中美庚款奖学金，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那个时期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仅大师云集，而且汇集了一小批未来的中国法学家，他们是李浩培（也是1936第四届中英庚款奖学金）、王铁崖、楼邦彦、龚祥瑞（1935年第三届中美庚款奖学金）等。前两人跟随帕里（David Hughes Parry 1893-1973）、劳特派特(Sir Hersh Lauterpacht 1897-1960)、詹宁斯（Sir Robert Jennings 1913-2004）等名家学习国际法，后两人师从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罗伯逊（William Alexander Robson）、芬纳（Herman Finer 1898-1969）等名家学习政治学。他们四人之中，李浩培出身东吴大学法学院（1928年毕业），其余三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楼邦彦先生1936年到英国，王铁崖先生一年之后抵达，二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窗的时期为1937年至1939年，两年左右。1939年，欧洲局势急转直下，两人先后回国。之后他们曾经共事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既是同窗也是同事。1957年，两人都被划为右派，沦为难兄难弟。

这本书见证了铁崖先生与邦彦先生的友谊。当年的同窗，有互赠图书的传统，现在的同学之间，互赠专业图书的恐怕不多了。其实无论何时，好书都是最好的礼物，更何况还能在图书上写下赠书人与受赠人的名字，这既是一种可以流传下去的物质遗产，也是一笔无可替代的永久精神财富。

从封里黏贴的一张西式藏书票上可以推断，铁崖先生是从伦敦的一家二手书店买到这本书，再赠予邦彦先生。原书主人是Henry and Mary Ponsonby夫妇。Henry Ponsonby爵士（1825-1895）出身贵族家庭，早年投身行伍，后来长期担任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Mary Ponsonby（1832-1916）则是名门闺秀。藏书票的中心图案应该是Ponsonby家族的盾形纹章，纹章侧面有一行拉丁文箴言：pro rege lege grege——“为国王、为法律、为人民”。把国王置于法律之前，把人民置于最后，这一先后顺序安排也许反映了英国贵族遗风。如果排除优先顺序的因素，这一箴言还是颇有几分可取之处的，贵族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本书在铁崖先生签名之下盖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图书”的印章，很可能是后来邦彦先生将书携回中国，转赠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由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和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合并而成（1953年），楼邦彦先生作为中国新政治学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筹备工作。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图书——《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里面同时收录了“右派分子”王铁崖和楼邦彦这两位留英同学的右派“谬论”——《政法教育界的“三害”很严重》（王铁崖）、《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公式来改造旧知识分的思想是不公正的》（楼邦彦）。

文革开始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停止工作，楼邦彦先生捐赠给资料室的图书也随即流散。半个世纪之后，这本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凝聚了法律先贤遗风余韵的图书居然流传到我的手中，何其幸哉！何其幸哉！每每掀开书页，见铁崖先生挺拔的字迹，如观巍巍高山，读Pollock先生的锦绣文章，如闻流水潺潺。读书之乐，莫过于此。

王伟

                   2018年5月26日写于沪上南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