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也是六月的一天，同门李华在群里说“今早见到郭老师，朝我打了一个响指，背着双肩包，脚步轻盈如翩翩少年……内心丰富而有持守的大学教授真好，活得尊严又有趣。”

她说这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也是六月的一天，文科楼前，郭老师骑着旧自行车从我面前经过，快到台阶的时候，伸出两条长腿做刹车，彼时，我也这样想：郭老师永远青春，身无长物，心有余暇。

又是六月，郭老师在复旦的最后一节课，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窗外茂林修竹，路边玉簪花开，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郭老师一如既往地上课，风格也一以贯之，典故轶事、街井趣闻，无不可拿来做授课的素材；仿佛这就是最平常的一次授课，竟看不出有什么与往常不一样的地方。 

下课的时候，郭老师简短地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才赶紧抱着准备好的鲜花来祝贺郭老师荣休。 

郭老师是真的热爱讲台，当他总结36年的教学生涯，仍然笑说听他上课的学生大概没有从头睡到尾的，偶尔打打瞌睡可能还是有的。

而对于我们策划的这场再简朴不过的结业纪念活动，郭老师一再表示，如果把大学比做大树，那么学生就是鲜花与果实，入学与毕业需要有隆重的仪式，五彩缤纷而香气袭人，向世界宣告新生力量的来临；而教师则好比大树的树叶，在尽到提供一份养料的职责后，应该静静的雕零，无声的飘落。 

郭老师退休了，我深为复旦法学院后来的法学生感到遗憾。

虽然说退休了的郭老师必然还会开讲座，还会笔耕不辍，出版开卷有益又有趣的书籍，但是全日制的大学生活是一种浸润，老师对于我们的影响正如时雨之化，都在平常点滴之中，以后的法学生未见得能够常坐春风了。

这样想想，觉得自己追随恩师二十多年，忝列门墙，虽言之汗颜，却又何等幸运。 

郭老师常常在课堂中、在讲座中、在公众媒体中，谈古论今纵横捭阖，看起来那样倜傥潇洒，但其实为学是最为谦虚的。

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于超出他研究范围的事情，郭老师从来不讲。

往往有人热心提问，根据我国法律传统经验，当代社会问题应当如何应对？郭老师往往是不回答的。

他的理由是，这就仿佛医学的分科里，有一个叫病理学的，专门从事研究疾病是如何发生发展的，但是病理科的医生是没有处方权的，也不开刀，医治疾病不是他们的任务。外科医生根据病理学报告，研究如何以最小的切口、最短的路径、最小的伤害到达病灶，进行切除或修补。内科医生根据病理学报告，研究如何使药物起到作用，如何将药物的副作用最小化。传统文化研究就有点类似于病理学，它可能可以指出现代社会疾病的来源，但要如何来矫正现代社会疾病，祂既没有这样的专长，更不具备“处方权力”。

若论这“病理解剖”，则少有人如郭老师般天才的敏锐与精准。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者，往往罗列材料巨细无遗，却不善于归纳总结条分缕析。郭老师则善于归纳综述简明切实，又能深刻体察历代实情远非粗鄙随意可概括。《当代社会民间法律意识试析》，《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试析》，《40年来台湾土地法述评》、《明律的轻重及其原因试析》等等论文往往让人顿觉醍醐灌顶，茅塞渐开。

只有抽象没有具象者，往往难以看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感，也就难以看到社会深刻的变迁、时代巨大的变革。郭老师则善于以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的历史故事、经典的文学场景，带给我们全景式的俯瞰，入木三分的深刻理解与感受。《中国法文化漫笔》，《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非常说法——传统文学戏曲中的法文化》，《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讼师小史》，《非常读法——趣谈西方文学名著中的法文化》等等著作莫不可作如是观。

只有实证缺乏洞见者，往往以现象为本质，以结果为原因，难免提出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建议。郭老师则善于以今度古、以终为始、洞见立场、直指人心，而这样的洞见又往往在课堂中灵光乍现而已，述而不作，所以真正有福的是日常跟随在郭老师身边的学生。——我又要为日后的复旦法学学生感到遗憾。

然而“夫子之墙数仞”，是否“不得其门而入”呢？却不尽然。郭老师一直坚持的为学原则之一，是简单化原则。

在郭老师看来，法律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若要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法律思维，很简单，碰到任何问题先简化。

简化成法律的两个核心要素：权利和义务。一件事情是否可做，先看法律是否明文禁止。法无明文禁止，得推定为权利。然后再思考，如果这件事情可做，又须要承担什么义务呢？这是一种途径。

另外一个锻炼法律思维的途径则是随时准备调换立场。任何问题在法律面前都是利益的纠纷。如果我们能够从社会角度，双方当事人角度，司法审判角度等多种利益主体、多种立场、多种角度来分析问题，就不会钻牛角尖。我们的总体立场是法律，要相信任何利益在法律层面都会达成一致。

我追随郭老师二十多年，郭老师讲解问题，似乎要点都不超过三个，如果超过三个，郭老师大概率会进行再分解或再归纳。如此则切中肯綮而又游刃有余。

像郭老师这样的老师，他所荣获的上海市教委育才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好导师称号、复旦大学毕业生心目中好老师称号都不太容易被人遗忘，——因为，实至名归、水到渠成。

老师如果没有人格魅力，就容易被人遗忘，也称不上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师者的人格魅力除了学识之外，大概缘于对学问与生活的热爱。学生们被这样的热爱所打动而被激发的学习热情，也许又是这份热爱最好的回报，这样的回报如果有迹可循，则可参见豆瓣上的《郭建语录》。https://www.douban.com/note/273144739/

学生的互动也不见得尽是善意，于此时，方可见师者胸怀。我读书那时候，复旦bbs很热闹，上有学生发了个帖子：“郭建，XXX就是个上海小男人”。我看到这帖子非常生气，不料郭老师看了只是露出典型的郭氏笑容，带着三分热情，三分冷峻，三分狡黠，一分赤子本色，笑说：“XXX三个字不好，是粗话，其他每个字都是真的啊。”随即与我们聊他所认为的上海是如何开明，他所认为的上海的“小”是多么讲规则重信用，他所认为的男人是如何的担当。

郭老师对学生是罕见的个人化的尊重，这种尊重表现在他不要求学生和自己一样，也不把自己当成学生的人生榜样。在郭老师看来，“宇宙中的任何事情肯定有另一种解释——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换一个角度，总会有另一种解释。因此世界上也就没有标准答案。做法律的或者做其他任何工作的出去，都不要寻求唯一解释，不可能的。人生有无穷解。”这大概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反面。“好为人师”者不自觉地规范了学生、标准化了学生。郭老师只是栽培。栽培的结果有无穷的可能，唯独没有标准化、绝对化。

如果说郭老师对学生们有所期待，大概也无非如下：

“我们必须要相信，在一个利益分离的社会里，只有法律是维系社会的最佳途径。我们就是法律网络上的钉子，是防止社会分裂的法律网络的紧固件。我们要坚守我们的职业操守，坚守我们的良心底线。在遭遇到来自上层的压力时，至少要做到不助纣为虐；在遭遇到来自下层的压力时，请不要推波助澜。”

这是郭老师一贯的平和，也是一贯的期待，期待我们保持平和，“尽可能的避免极端化的思维、走极端的行为。永远不要去仇视某些人群，无论国家、民族、文化群体、社会组织，都有好人和快人，甚至一个罪犯、一个坏人也会有改恶从善的可能”。

这平和里尽是睿智与趣味。因为不论多么不平和的事件发生，以郭老师看来，都是“世上最怕两件事：没头脑和不高兴”。

三年前，也是六月的一天，同门李华在群里说“今早见到郭老师，朝我打了一个响指，背着双肩包，脚步轻盈如翩翩少年……内心丰富而有持守的大学教授真好，活得尊严又有趣。”

她说这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也是六月的一天，我在文科楼前，郭老师骑着旧自行车从我面前经过，快到台阶的时候，伸出两条长腿做刹车，彼时，我也这样想：郭老师永远青春，身无长物，心有余暇。

退休的郭老师，也许给社会的时间更多。

在法律文化领域，郭老师曾说，立法、执法、守法不仅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文化意识问题。重塑社会民间法律意识，使之适合现代社会需要，适合文化更新需要，不仅仅是法学工作者的责任，也应是一切研究探讨中国文化问题的学者的责任，更是一切具有良知的当代中国公民的责任。

或许退休后的郭老师将会因此影响更多的普通人。

这样看来，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文/伊晓婷）